食品生产经营者诚信意识淡薄是我国食品安全基础薄弱的最大制约

新华网记者: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成立已近四年。 请您介绍一下,根据您四年来的研究和认识,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取得了哪些进展?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已成立已四年。 这四年也是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形势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在这四年的巨变中,可以说中心应运而生。 总体来看,四年来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取得突破性进展。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食品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提到“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形成食品安全战略”。 严格、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这些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在推动食品安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新的《食品安全法》已于2015年10月1日起实施,这部法律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体现了标准最严、监管最严、处罚最严厉、处罚最严厉。 。 严肃问责还体现了一些新理念新原则,如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过程控制、社会共治等。新食品安全法的实施,将强化监管能力,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安全问题。 隐患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食品安全形势起到了有效的保障和缓解作用。

三是食品安全法律配套体系不断完善,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新《食品安全法》修改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计生委、农业部、质检总局等部委也相继引入了新的标准和法规。 食品安全领域的一些制度建设和完善,促进了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工作。 例如,建立了食品安全全程追溯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水产品追溯管理信息平台等,食品安全追溯过程中的各项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和应用。

新华网记者:2017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道德守法、共治共享食品安全”。 你如何理解这个话题?

韩大元:“崇尚道德守法,共管共享食品安全”的主题充分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相结合是切实保障食品安全的根本之策。

法治是实施国家食品安全战略的前提和基础。 全面实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是落实国家食品安全战略的保障和重要途径。 用法律规范食品安全治理,就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人们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确定行政机关、生产经营者、生产者、经营者等社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和惩罚人们的行为。和消费者。 明确什么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怎么做,确保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有序。 确保食品安全,必须从法制层面切实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定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细化相关司法解释,加快推进食品安全责任和法律处罚责任。

食品安全治理讲“德”,最重要的是加强社会道德诚信建设。 全国多次大规模调查显示,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人们最担心、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 食品安全问题本身与社会诚信密切相关,特别是食品生产经营者诚信意识淡薄。 最大的制约因素是食品安全基础薄弱。 鉴于食品安全对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性,食品安全诚信文化建设应成为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优先环节。

加强食品安全道德诚信,首先要培育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规则意识,弘扬诚信文化。 其次,要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诚信建设需要制度约束。 如何加快食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将食品安全道德诚信体系常态化建设融入食品安全综合管理全过程,形成利益导向和“守信得利、失信失利”。 “失信”、“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知耻、惩恶、扬善”的道德氛围成为当前工作的重点。通过建立食品安全数据库,信用建立档案和黑名单制度,食品安全领域将有效形成诚信氛围。最后,社会诚信道德建设需要企业、行业、媒体等各方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能够诚实守信,不诚信的企业最终会被淘汰。

只有道德、诚信深入人心,老百姓才能吃得安心。

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需要更多社会理性

新华网记者:2015年我国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提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治理理念。 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如何共同治理吗?

韩大元:近年来,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我理解这不仅涉及到概念理解的层面,还涉及到系统构建的层面,还有技术问题。

从理念层面,监管部门对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必要性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食品安全环节多、链条长。 我国幅员辽阔,食物种类多样。 食品安全治理长期以来面临的挑战有限。 由于监管资源不匹配、监管对象广泛复杂,引入社会资源参与共治是客观需要。 监管部门也对积极利用社会资源参与食品安全共治抱有很大期望,比如培育第三方食品检验检测机构,比如建立投诉举报制度。 但从理念上、从社会层面看,积极参与社会共治的意愿还比较薄弱,行动能力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效能。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从法制建设层面进行推动和保障,其次要解决技术问题。 提高公众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意识也非常重要。 例如,近年来,各种食品安全谣言层出不穷。 现在手机上的微信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有些人喜欢轻易转发,或者发到朋友圈里,这种未经核实就传播的行为,会对社会对食品安全形势的了解和评价产生负面影响,会增加公众的恐慌和不信任。 这看似是参与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但实际上却是社会共治的反面。 因此,我们主张从法律制度层面推动各类主体参与社会共治,并对某些行为提供必要的界定和规范。

食品安全监管也依赖技术手段。 目前,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还有很多技术问题尚未突破。 需要依托社会资源,比如建立追溯体系、数据监管等; 此外,有些还必须借助第三方力量。 例如食品安全犯罪定罪量刑中的专家检测鉴定。 因此,我们建议,除了科普宣传、知识普及、社会监督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拓宽思路,探索更多社会共治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 社会共治应该从食品安全监管的手段和方法之一的角度来理解,而不仅仅是营造社会氛围的手段。

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让我国食品安全“走进”社会共治,切实成为食品安全治理的手段和方法,需要更多的社会理性。

食品安全工作是一项利当前、利未来的事业。

新华网: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未来将如何推动食品安全发展?

韩大元:一是继续发挥学科交叉优势,汇聚法学、管理学、食品科学、环境科学等专业顶尖人才,实现文理科跨学科协同研究,聚焦食品安全重大领域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 组织中心专家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法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为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专业建议。 每年编制发布《食品安全治理蓝皮书》和《食品安全年度案例分析》,充分发挥新型智库作用。 同时,我们还积极与地方政府和食品行业合作,将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二是培养急需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应对当前监管资源有限、专业性与行业不匹配等问题。 食品安全治理涉及多学科知识,涉及生产经营企业、行业组织、监管执法部门、司法部门、社会服务等诸多部门和领域。 如何培养造就一大批既懂法律又懂技术、有知识、有实践的人才? 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国际视野的技能型、复合型人才是全面实施食品安全战略的关键。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战场,培养食品安全管理人才是高校的责任。 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始终把人才培养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培养食品安全治理人才。 未来,中心将进一步加强跨学科合作,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课程体系; 加强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合作,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沟通与对话; 拓展国际视野,兼容并包,广泛吸收人类食品安全治理的成功经验,参与国际食品安全治理新秩序构建,推动区域食品安全治理人才培养等。

三是加强食品安全治理研究国际合作。 中心以搭建国际和地区食品安全治理平台和机制、增强食品安全治理领域国际话语权为目标,围绕世界食品安全治理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和国际交流课题,形成若干国际食品安全治理研究成果。交流。 品牌平台是实施的起点。 例如,将与欧洲食品科学与治理领域的领先者瓦赫宁根大学加强全面、深入的合作,打开中欧食品行业全方位合作的窗口; 建立亚太食品安全治理常设合作机制,提升中国在亚太地区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加强与多所高校、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在国际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实质性合作; 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食品安全治理研究与国际合作作用。

四是开展社会化服务,推动食品安全文化弘扬和法制观念普及。 中心始终致力于服务社会、普及食品安全文化。 今后,中心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食品安全进高校”,编辑出版食品安全科普书籍。 继续深入社区和中小学校科普,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开展知识普及教育,进一步服务社会。 去年,中心推出了《小学生膳食营养与食品安全读物》。 基于此,未来中心将推动膳食营养和食品安全教育纳入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食品安全工作是一项利在当代、基业长青的事业。 中心将长期致力于食品安全治理共同事业,为保障食品安全的崇高目标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管委会主任、法学院副院长胡金光: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形势呈现稳步好转趋势,但同时,食品安全问题依然严峻。 排除环境因素,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食品安全生产经营者诚信、掺假、商品不合格、非法添加、超范围和标准使用添加剂等。 归根结底,都是某些食品生产经营者为了谋求自身利益,不顾公众健康安全、国家形象利益、企业诚信。 近两年来,因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国际争端多起,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

推进中餐品牌建设,是在国内外消费者心目中重新树立中餐诚信形象的重要手段。 品牌建设一方面取决于企业的意识和努力,另一方面依靠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外部推动。

根据食品生产经营规律,食品安全来源于生产经营。 因此,保障食品安全主要依靠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品牌建设也应主要依靠生产经营者。 根据这一规定,食品安全法全面系统地规定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法律责任。 食品生产经营者必须清楚自己的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企业,食品生产经营者当然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在区域范围内获得影响力,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更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影响力,从而获得更好的影响力。结果。 利润大。 只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不扩大公司的影响力,才是企业和公司管理者所追求的目标。 这一目标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我们始终抱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对待我们生产经营的食品,严格按照食品生产经营标准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的产品品牌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认可。 在这个过程中,公司也能够做强做大,它的目标当然会达到。 相反,如果一个企业仅仅依靠机会主义、欺诈、掺假、伪劣产品来进行生产经营,短期内可能获得一定的利润,但企业肯定没有活力,无法拥有长远发展。

在食品品牌建设方面,政府监管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 有人认为,食品安全不是由监管决定的,而是由生产经营决定的。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 如果我们假设食品企业的生产经营者不诚信,对社会不负责任,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加强监管,食品安全事故都无法杜绝,仍然无济于事。 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我国面临的不仅是全球性的食品安全问题,而且还面临着我国这一时期发展所特有的问题。 确保食品安全当然是企业的首要责任和主要责任。 还要加大政府监管责任和力度。 按照这一思路,食品安全法以“四个最严”要求规定了企业责任。 这个责任实际上是政府的责任。 在监管过程中,政府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责任安排严格履行监管职责。

政府真正履行了监管职责,督促外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对食品企业品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重建中国食品诚信、保障食品安全水平、加强品牌建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重建公众信任机制的问题。 婴儿奶粉问题就是最好的例子。 自2008年发现三聚氰胺奶粉以来,已过去近十年时间,国家食品监管部门在婴幼儿奶粉监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发布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从源头到生产过程进行控制。 从检查到抽查,婴幼儿配方乳粉监管全方位加强。 据总局局长毕井泉今年2月答复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7年2月,食药监总局对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开展了60次检查。 对食品安全生产标准体系进行检查并向社会公开检查结果。 大型婴幼儿奶粉企业产品全部合格。 公众消费信心正在逐步恢复。

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健康的最敏感问题。 食品安全诚信破坏容易,建设难。

目前看来,重建中国食品安全诚信、打造中国食品品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个过程,我们不能跳过这个阶段。 各方都必须付出努力、付出代价,成果才会长久。

食品安全治理最大难点是风险防范

新华网:我们感觉当前食品安全形势得到有效改善,下一步治理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胡金光: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守住了无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事件的底线。 食品安全抽检数据合格率良好,公众满意度逐步提高。 但不可否认,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仍存在不少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甚至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存在。 食品安全治理的难点主要来自环境污染、非法添加、超范围、超标准使用添加剂等食品安全源头。 我国现行监管体系存在一些问题,法律法规不完善,标准不完善、不一致等问题。 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时间来解决,需要一个开发过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食品安全管理的最大难点在于风险防范。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风险社会,风险无处不在,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生活。 就食品领域而言,由于其作为进口消费品的特点,其风险的系统性远超一般产品。 它典型地反映了风险社会理论所描述的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征:风险不再个体化。 而不是区域性、国家性甚至全球性的,导致不幸事件一旦发生就会造成更广泛的伤害; 它们在现代社会产生的后果不再是单一的、可预见的,而是趋于高度复杂、错综复杂,难以准确预测和控制。 此外,除了在空间上传播广泛外,从时间维度来看,食品安全风险不仅关系到当代人的健康,还可能影响下一代人的健康。 不仅因为有些毒素潜伏期较长,还因为许多食品的安全隐患仍未被挖掘。 因此,我们认为食品安全治理的最大难点是风险防范。

食品安全风险一方面来自食物链的复杂性和涉及的地域范围广; 另一方面,也来自于食品生产经营者自身行为的不可预测性。 与此同时,食品技术本身的发展加剧,反映出预测食品风险不确定性的难度,包括其发生的可能性、规模和严重程度。 食品安全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极大地加剧了我们在当前形势下预测未来的难度。 因此,我们认为当前食品安全治理的最大难点是如何应对食品安全风险。

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确立了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监管、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理念。 预防原则基于对食品安全风险的了解。 此次食品安全法新修订的总体思路之一,就是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风险防范。 在制度设计层面,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完善了源头控制、全过程监管、全过程追溯制度。 对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存、销售等各个环节以及食品生产经营所涉及的各个环节进行规范。 对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的工具、设备等作出具体规定;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食品安全预防和处置机制已经建立,要求各项工作扎实推进、纠错到位。 提前防范潜在风险和危害; 加大对食品安全生产经营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大对未消除食品安全隐患造成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问责约谈制度。

食品安全治理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宣称自己已经完全消除了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治理也是永恒的课题。 随着食品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类社会交往的不断交织,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也是一项持久的成就。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已经做了详细的制度设计,重在落实。 很难,也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不可能。

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品新:大数据是目前新型的认知工具,将其引入食品安全治理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基于网络大数据,人们可以随时掌握食品安全事件的舆情。 每次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通常都会引起舆论轩然大波。 如何高效掌握这些舆情并及时进行针对性引导? 网络大数据的应用已经显现出威力。 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已建成互联网分析引擎(时事探针)系统。 其功能之一是收集整理全国2410家新闻媒体和部分网络平台的舆情大数据。 基于这个系统,我们对热点食品安全事件进行跟踪,最终形成了非常专业的食品安全舆情报告,并提交给相关主管部门参考。

其次,人们可以根据APP大数据自动识别非法网络食品销售。 目前,我国治理网络食品购物领域违法犯罪遇到的棘手问题是,这些犯罪分子往往匿名,难以与其实际身份相对应。 在实行网络食品销售“实名制”的新形势下,这一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APP大数据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APP大数据是指现在很多APP在用户使用时收集GPS、基站、IP地址、MAC地址等位置信息的现象。 这实际上是一个与现实身份相关的资源,并且可以自动获取。 APP大数据可以自动反映位于某个GPS、基站、IP地址、MAC地址的网络食品销售商是否可能涉及违法行为。

第三,基于司法大数据,人们可以提高食品安全司法的可信度和效率。 全国各地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积累了大量法律文书,充分体现了司法人员开展食品安全司法的智慧。 这为食品安全领域的类案推送、偏差分析、文书生成以及基于大数据的辅助定罪、辅助量刑、辅助证据鉴定提供了可能。 据我了解,国内一些司法机构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审判。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人民大学的科学研究也表明了这个领域的可行性。 总之,我们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的互联网分析引擎(法律文书分析)系统,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爬取了约600万份法律文书,筛选出了与食品相关的常见犯罪的搜索关键词。安全性进行分析。 类型研究。

新华网记者:网络订餐在我国快速发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在制定《网络订餐监督管理办法》。 您认为外卖配送监管的关键是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办公室主任、法学博士卢磊: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网上订餐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模式。 网上订餐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食品安全风险。 去年11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网上外卖订餐服务体验调查报告,指出了网上订餐食品质量难以保证、食品卫生存在安全隐患、餐饮商家资质信誉参差不齐等七大问题。以及无证经营。 这反映出当前网络订餐食品安全形势依然相当严峻。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正在制定《网络订餐监督管理办法》,强化平台对餐饮商家准入、食品安全信息透明、食品配送过程中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管理责任。 我认为,网络餐饮监管的关键首先是落实平台责任,其次是实现数据监管。

目前,在线餐饮主要通过平台运营。 平台在资质审核、风险管控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和义务。 落实平台责任,首先要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设计,增强可操作性。 细化网络餐饮平台责任相关规定,充分考虑平台履行相关责任义务的能力和成本因素以及平台利益相关者角色,准确界定平台责任边界。 一是关于平台的“实名制”责任。 平台虽然具有信息注册的便利性,但无法保证注册信息的真实性。 应明确信息的真实性以及虚假信息的后果由谁负责; 二是关于“许可审查”的责任,应明确“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界限。 餐饮平台能做的就是“形式审查”,即平台经营者证照是否齐全; 而许可是否与实际经营者一致,特别是一致,则属于“实质性审查”的范畴。 基于网络餐饮业务的特点,第三方平台难以有效履行职责; 三是关于“违法举报”和“停止服务”的责任,由于网络交易快速、波动的特点,平台可以随时发现并固定违法行为证据,可操作性相对较弱。 建议进一步明确平台履行责任和义务的法律依据,或利用其他技术手段或监管手段发挥效益,增强平台监管责任的执行力和效率。

同时,在制度设计上应贯彻权责一致的原则,赋予第三方平台履行责任的手段和能力。 比如,一些必要的监管数据应该向网络餐饮平台开放。

增强第三方平台对相关法律规定的认知和履行责任的主动性。 第三方平台在责任与能力平衡的制度设计前提下,应着眼于行业的长远利益,承担一定的必要成本,加强自律,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

创新监管方式,“以机器换人”、“以科技换人”。 引入网络餐饮监管平台的初衷是,网络餐饮生产经营者种类繁多、种类繁多,监管部门有限的监管资源与大规模的监管对象不匹配。 存在监管能力有限、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但第三方平台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因此,我们应该脱离人类监管的思路,探索用机器代替人和技术来提高监管能力的可能性。 比如,充分利用大数据手段。 数据监管是网络餐饮监管的关键手段。 近日,总局发起与大型网络食品平台合作倡议。 已有六家公司加入。 双方将分享治理经验和数据。 “以数据联动代替静态访问和监管”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刚才我们也提到,数据的开放共享也是网络餐饮平台落实责任的必要因素。 当前,数据监管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各方数据来源和口径还存在较大差异,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也不足。 前段时间,我中心举办了食品安全监管大数据应用研讨会。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达成的共识是加强数据准确性、共享性和应用价值。 。 我们认为,在网络餐饮监管中,数据应用将逐渐成为重要甚至主要的监管手段,应积极突破数据应用壁垒,强化监管效率。